许鞍华导演，电影界的异累

123全球变冷

近期上映的影片，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明月几时有》。不是因为强大的明星阵容，只因为它的导演是许鞍华。
许鞍华先后五次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及三次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她却依然称得上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界的一名“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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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女导演，她能在男性为话语权的电影圈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人能忽视她的作品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从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开始，许鞍华就专注于自己人文思想的表达与小人物市井生活的刻画，能在日益商业化的电影市场中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就连马可·穆勒也说，《桃姐》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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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的电影中，又属那些市井气息的生活流电影最为动人。她总是用朴实无华的情节展现着人性纯粹善良的一面。看似平淡如水，其实饱含深情。从不刻意渲染悲情，再大的悲痛与寂寞，也终在清平中渐渐随时光流逝。
香港之于许鞍华，正如台北之于侯孝贤，伊朗之于阿巴斯。她的整个创作生涯，可以说是深深植根于香港这片土壤之上的。那些隐匿于街角巷尾的卤水牛舌，才是最纯正的香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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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报道中，总把这样一位获奖无数的导演和她低调朴素的生活强烈对比。她一生未婚，没有子女，至今买不起房子，与妈妈租住在香港的北角。这样的生活经验，累积了她对香港大街小巷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认知与理解，她对普通的民众生活细腻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也得益于此。
上一部《黄金时代》，通过萧红、萧军、鲁迅等文人还原一个时代，太想站在客观的角度讲述历史，结果在剧情片和纪录片方向上两不相靠。只有回到香港，许鞍华的电影才真正有了生命力。这次的新片《明月几时有》，讲的就是一段香港动荡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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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的许鞍华拍《天水围》，拍《桃姐》，不是因为香港老龄化的问题，而是因为她自己也到了那个年纪，片中人物的困境正是她所面对的。七十岁的她，毅然决定讲述东江纵队生死大营救那段历史，她怕历史真的会被人遗忘。正如许鞍华本人所说，“不然再等下去他们老了，我可能也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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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的背景发生在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城内到处汉奸，城外遍地土匪，百姓举步维艰，知识分子成了被通缉和追杀的目标。为把众多文化人士转移出去，彭于晏饰演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刘黑仔在周迅饰演的小学女教师方兰的里应外合之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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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众传统经验上的抗战片不同，许鞍华当然不会着力于悲壮惨烈的大场面，而是用细腻的笔触去还原香港抗日民众的群像。对于从那段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来说，他所亲历的，便是整个风暴的中心。零散的英雄事迹，才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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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尽铅华之后，再看许鞍华的电影，最动人的依然是细腻如常的人情冷暖。那些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构成了她片中最丰富的注脚。《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安仔无意间说了句“冬菇好正！”，贵姐就开心的笑了好几秒；《桃姐》中，桃姐戴上眼镜挑选蒜头，被老板调低冷气温度戏弄。愈是没有波澜起伏的生活流电影，就愈加凸显出许鞍华操弄细节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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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明月几时有》这样家国时代的背景下，许鞍华依然注入了难得的细腻。比如方母第一次发现她加入游击队，开玩笑的说“死不重要，千万别连累队友”；比如刘黑仔在屋顶找方兰入伙，带茶粿给她吃；又比如婚礼现场，方兰的姐姐问她问什么不选择嫁人。战争来临，每个人都身不由己。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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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周迅、逗比的彭于晏、耳目一新的霍建华，还有春夏、郭涛、鲍起静、苑琼丹……每个角色都是熟悉的面孔，每个人都贡献了在线的演技。特别是出演老年版送信员的梁家辉，当许鞍华惯用的间离式镜头再次出现，饱经沧桑的他回忆起方兰老师时的悲痛神情，不得不被如此强大的演技折服。